在工作与自由之间 一个“打工人”兼写作者的世界——《我在北京送快递》

《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出版后的两个月里，反响不错，连续数周都位列豆瓣最受关注图书榜首。这让作者胡安焉，这位前快递员兼写作者开始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忙碌生涯。夹在他赶两趟火车的间隙中，采访在周末一大早的星巴克里进行，一见面，胡安焉很客气地问，今天是不是让你加班了？我连说不会，同时瞬间将他与书中那个内敛敏感的、温文有礼的、害怕给别人添麻烦的自画像准确地嵌合在一起。

比起之前在网上见到的那张他从事快递员时在电梯里的自拍，真实见到的胡安焉显得年轻也精神得多，头发精短，衣着简洁低调，清瘦，温和，语间带着温软的南方口音，很像那种常会在文艺活动现场遇到的文艺青年。如果不去算他的年纪，甚至不会意识到1979年出生的他已经44岁了。在咖啡厅特有的商务而精英的气息中，我们谈起了他此前与之看似相隔甚远的19份工作。

普通人一生很难拥有胡安焉那样丰富的工作经历：酒店服务人员、加油站员工、雪糕批发、漫画社学徒、杂志编辑、便利店员、自行车店销售、保安、面包店学徒等；也创过业，卖过女装、鸭货、香薰等；当然，还有间歇的写作。相互跨界，且天南海北。按照时间走下来，书名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即他先后在北京两家快递公司当快递员，是他的第十八、十九份工作，也是他迄今最后的工作经历。以此为名，简单直白，尽管不足以涵盖他全部的生涯，但确乎有一些总结的意味——恰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前，他被遣散待业在家，开始或者说重新开始了写作，直到那年春天，写他倒数第三份工作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一文在网上出圈。再后来，如地层沉积，一层一层的记忆追加成了一部16万字的书。

“胡安焉”是笔名，起得蛮好。三个文言里的疑问代词，像是一种强调，对过往，对前路，对未知。也一并，记录和质询着所有仍在生存和生活之间浮沉的普通人们。

2018年5月，胡安焉在派件中。

2017年，胡安焉在德邦上夜班时的制服。 快递员往事

北京，快递，这两个词足以迅速让这本书从一众封面中跳脱出来，引人注目。书封不事雕饰，仅绘着一幅简洁的炭笔画，画着一个正搬着许多纸箱前行的快递员背影。一切像在呼应着这些年对“素人作家”“打工诗人”的挖掘热潮，也让人在翻开书前，对它的内容以及写作的风格，似乎已怀了一定区间内的预期。然而一旦开始阅读，越往后，就越明白并非如此。虽然身负前快递员的身份，但胡安焉的书写和思考有远更丰富宽广的维度。

2020年4月23日对胡安焉是个转折点，故事也可以从那里倒叙起。在那个纷纷扬扬的世界读书日，失业在家的胡安焉在豆瓣网#我曾经做过一份“远离城市”的工作#话题下，贴了一篇与读书毫无关系的“劳动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也许是想随手分享自己的经历，这篇写得平实近乎白描，却意外地收获了许多关注。那是2017年，他在德邦（便是成书中的D公司）位于广东顺德的一个中转中心做夜班理货员，那是非常辛苦的重体力活儿，日夜颠倒，睡眠严重不足。有读者看后留言说，心疼你。做了十个月后，他辞职去了北京，当了白天的快递员，便是构成书名的这部分经历。

准确地说，这是胡安焉第二次来北京，上一次是更年轻时候的一段非正式的“流浪、打工与创作”。这一回，经由58同城，他被推荐去S速运（原文中称法），经历了漫长、低效而荒唐的过程，终于得以在他所居住的通州梨园分部入职。S快递素有“快递界的海底捞”之称，以较高运费下的优质服务著称——但这是公司和顾客的视角，若转换以一个基层快递员的角度，一切或许是颠覆过来的。比如主管要求快递员每次派件后都要询问客户是否需要带走垃圾以及请求打五星好评，并以此作为站点排名，这让内向的胡安焉很为难，当面开不了口，只好每晚硬着头皮给当日的客户编辑短信。又比如，公司坚持每个快件都必须要客户亲自签收，如果没送到手里，丢失自赔。他有时会暗自羡慕“那些什么通”的快递员，因为他们只用把快递放在门口，完全没有种种琐事。运费是高出一截，但那是归公司的，到每个快递员手里，其实相差无几。

其间最令他疲惫的，是开晚会。胡安焉所在的站点业绩数据不佳，在全市250多个站点中长年排名200开外，总部为此专门派了一个督导下来，下班后召集快递员们开会讲纪律问题，甚至罚做俯卧撑，动辄到晚上十一点。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数据差其实与纪律关系不大，这个站点因为消防原因在比较边缘的位置，离快递员们派送的区域很远，却又偏偏是大站，人多，件数多，接驳分拣时间长。上层的调度不合理，压力却给了一线快递员，迫使他们来提升效率。做了大半年后，胡安焉迎来了转正的机会，但因为种种不舒心，他在最关键的“双11”战役前做了逃兵，跳去品骏快递。他走后不久，原先所在的那个站点便撤销了，快递员也分流了，公司终于解决了早该面对的问题。

新去的品骏快递是曾经唯品会旗下自营的物流，规模不大，胡安焉在这里却自在得多。客户都是唯品会买家，比较稳定，收寄验货之间，跟快递员的关系也亲密得多。只是，一个普通快递员所会遇到的日常困难依旧恒久而难以避免，譬如客户留错地址却坚持要他免费送到正确地址，或者不在约定时间寄件却让他下班后“顺便散步一趟来拿”。胡安焉本是极为温和甚至文雅的性情，避免与人冲突，却由于快递员这一职业或者说快递系统的特殊性，竟也促生许多烦躁甚至难掩怒气的时刻。工作牢牢框在钟表时间之内，强度大且紧迫，每次一接电话——不管是客户的还是主管的——都意味着有突发或棘手的情况，而他必须在当下迅速给出反应和解决，没有任何消化处理的空间。加上他的性格，不善于用适当的发泄来疏解情绪，愈发堵在心里。系统施加的压力层层逼向末端，他作为其中沉默的一员只能承受，直到一个临界点的降临。

2019年底，随着业务一点点瓦解，公司宣布，品骏快递解散了。胡安焉和他的同事们就地失业。最后的日子很轻松，派件少，胡安焉终于有了大把时间，得以悠然、仔细地观看他日日走过的沿途路线和小区。下班后，他有心力读《尤利西斯》《没有个性的人》这种大部头，或坐在商场里打量其他奔忙的外卖员，发现自己的脑子终于从机械的麻木中复苏，而那些脱离了工作关系的客户们也只是普通人，并不更面目可憎。离职时，他发了一条朋友圈，有客户评论：“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尽管这不是一份尽如人意的工作，但这安慰到了胡安焉，他毕竟曾尽职做到最好。

这一段并不是特为《我在北京送快递》这一篇附加的正能量尾巴，事实上，胡安焉也许比他所写到的做得更好。采访间，他掏出手机给我看他的微信分组，组别多以他所待过的行业或地域命名，有一组专门就是原品骏快递的客户。每个人他都按“小区名+楼户号+微信昵称”的固定格式作了备注，排列整齐清爽。他已经不做快递员三年多了，和这些人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但一直没删除，一开始是“没时间删”，后来觉得也没必要。他甚至能记起他们每个人的情状。这些无从联系的名字而今沉潜在他的手机中，标记着一段特殊的过往，也默示着，他曾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完成了对自己这一次社会劳动者身份的塑造。

在19份工作之间去来

胡安焉进入物流行业，有点偶然。去德邦前，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和熟人在家乡广州合伙开淘宝店，卖车载香薰等用品。生意缺乏流量，他跟合伙人观念不合，也头疼要给差评用户打电话沟通。那时他每天晚上要留下来发货，固定跟一个快递员打交道，这是他一天里寥寥的人际交流。他有换工作的想法，恰好那个快递员的工作状态在他看来“很不错”，且物流公司入职简单，报到了就能试工，对不擅长面试的胡安焉来说格外适用。他毫不犹豫选择了不用和客户面对面的分拣夜班。

前段时间，网上有个热词“孔乙己的长衫”，能否脱下“长衫”去做体力或服务类工作，成为许多迷茫年轻人的心结。至少表面看来，胡安焉是没有这个“长衫之困”的，他什么都可以做，对于工作想得开也随遇而安。大约是有感于《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一文把控文字的水准，有人留言：以你的水平，为什么会去做这份工作？胡安焉诚恳地回答：我没有更好的工作需要的能力和经验。这个回答收获了许多人的喜欢。其实他在书里更坦率地写，因为学历不好，也不寄望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胡安焉做过19份工作，没有一份跟他的所学有关。他在中专学的是家电维修，但家电飞速更新换代，他上学时甚至都已经学的是过时的内容，老师用来示范的机器都是淘汰下来的。毕业了，没有地方接收这些“半瓶子醋”，连学校都为学生找不到对口的实习，最后打包把他们送去一家四星级酒店实习，日常是搬桌椅摆杯碟，这就是胡安焉的第一份工作。实习期满可以转正，但他对酒店工作兴趣不大，就离开了。

那时他只有二十岁上下，对于未来，无论是行业还是人生方向，都没什么具体的设想。后来的经历也是如此，如同决定放弃创业去做快递分拣，他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的转换中，大多缺乏适当的主动衔接，而常是来自某个计划外的机缘。最偶然的一次，是他在上海一家便利店做店员时，一大早被临近一家收银员跑路、急于招人的自行车店老板当场上门挖走。回过头去看，人生就这样在当事人并无规划的情形下形成现在的样子，由断续的打工线性连接向前。

与数量自然成反比的是，每段工作都很难做久，尽管在众多老板眼中，他是那种勤恳友善又好说话的理想员工。不断离开的缘由是多种多样的，但本质是类似的：他难以适应环境和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状况。在自行车店，同事和老板之间矛盾激烈，他难以抉择如何站队，干脆落荒而逃；在南宁做女装生意，尤其令他感到“精神创伤”，虽然生意不坏，但商场里白热化的竞争倾轧，人与人之间的恶意中伤，令一向在意别人评价的他身心俱疲，只是因为投了钱，不得已硬抗了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撤退得十分彻底——尽管以世俗标准来看，这算得他最为“成功”的一段，等等。很容易从中提取到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的东西，因为纯粹而不堪杂质，但胡安焉对自己的回看相当客观，他坦率地用“逃避”的字眼来概括：“我对我的人生做得最多的干预就是逃避，到现在，我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被动中进行的，是被迫的，不是主动选择的。”

很早以前，初入社会时，胡安焉就觉察到自己似乎比同龄人“幼稚”和“迟钝”。他不明白，身边的同学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成人的”，迅速就能适应成人的社会法则，譬如能娴熟地在酒店里奉迎经理，而他始终是一种学生心态，不争不抢，努力想让所有人满意，却不察人情世故的暗门。一旦某方面没做好，自己先惶恐起来，久而久之，愈发怯于跟人交往，以至于“社恐”。胡安焉并未系统分析自己这种性格特质的成因，但显然，就像他在书中时而写到的，与他的原生家庭关系密切。

胡安焉出生在广州，父母原在当地事业单位工作，比下有余。他们都不是广州本地人，在同城没有亲戚，也疏于交往，没什么朋友。这让两代人都不必和同龄人较劲攀比，过得松弛而无压力。父母很少督促儿子学习，也不要求他和谁看齐，只是训诫他要克己、勤勉、俭省，品德端正，不违法乱纪。对于子女的人生职业，也从未替他们仔细规划过。直到多年后，胡安焉做女装生意时，去合伙人家里，才发现对方父母会和孩子讨论发展前途与现阶段的困境、生意细节与社会环境等等。这种对话从来没有发生在胡安焉自己的家里。父母对他的希望，仅仅是自食其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无论是学校安排他去酒店，还是他自己通过招聘启事去做加油站员工，父母都发自内心十分高兴，因为他是“有用”的。

即便在不流行“鸡娃”的年代，这种家庭教育也是相当宽松的。在社会中屡屡碰壁后，胡安焉也曾埋怨过父母为何不多催自己“上进”，以及教给自己的那些老式的处事法则，早已无法适用于人情建构起的现实社会。不过，这种家庭教育所赋予的巨大自由也许会令今天许多年轻人向往，胡安焉自己回过头看，也渐渐能承认其中好的一面：缺乏动力却也没有压力，不以挣大钱博高位作为人生优越感的来源，让他从小就不会对欲求有过重的执念，可以率然放弃所有积累，甚至能够接受别人无法接受的一无所有的状况。对别人而言是摧毁的，对他不是。离开不喜欢的生活，哪怕是被迫的，其背面，也是去追求想要的生活。

胡安焉近年照片 写作流年与意外收获

截至这里，以世俗眼光看，像是在讲述一个缺乏亮色的失意者的故事。但在这一切的背面，还有一个世界，由精神生活和写作构筑而成。那个世界丰饶而多姿，给予胡安焉庇护和滋养，在他一次次从现实世界逃离时提供支撑。

这虽是胡安焉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但说他是突然冒出来的“民间素人作家”并不确切，因为事实上他已经拥有了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念头始于2009年秋，那时他还在南宁卖女装，店面要被收回去，他也因挫折心生退意。最后几个月里，趁店里没人的时间，他开始读书，并尝试写小说。在社会上过往的十年经历，让他迸发了一些关于存在的体悟：个体在那些流水线式的工作中如同螺丝钉，自我价值近乎为零，而写作不同，每个人写下的都是独特的我，每一个写作的个体都是独特的存在。在那段日子里，胡安焉读了很多塞林格、卡佛、海明威、卡夫卡等，早期习作也模仿他们的风格。他把它们贴在文学论坛“黑蓝文学网”上，有些还在期刊上发表过，但过低的稿酬让他迅速打消了一度以写作为生的幻想。

写作是间歇式的，与打工交替进行，如此十来年。胡安焉坦承，他无法做到一边工作一边写作，工作的时候不写作也无法写作，因为那些工作大多需要占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心思，透支大量情绪。尽管不断被必需的打工打断，但当下一次停顿下来时，他依然能提起笔，写作的冲动并未被生活的水流磋磨去。与其说“坚持”，胡安焉坦白，其实他是很容易放弃的人，也并非天赋之人，只是比起其他人，他没那么多诱惑和选择，没有那么丰富的发展空间，写作是为数不多可以被自身把握的事，不那么容易被其他选择覆盖。

2019年底失业，紧接着疫情暴发，他没有找工作，开启了又一段的“脱产写作”。本意是想写小说，写多久还未知，不想短短几月后，那篇写上夜班的非虚构就意外火了，他被拽入另一条轨道。有媒体付费转载和约稿，又有出版品牌“副本制作”的编辑联系约稿，于是他继续写了送快递的故事，以《派件》为名发表在《读库》上。再后来，数个出版机构来联系，他选择其中一家签了出版合同，一两个月就交了书稿。这些突如其来又顺理成章的事件接踵发生在一年多内，用胡安焉的说法，那段时间，“不断有利好消息”。这让他获得一定收入来支持生活，也暂时有了一颗定心丸：写作这条路，是走得通的。虽然原定2022年初推出的书因疫情延迟了一年，但总体而言，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算得幸运。

让胡安焉感念的其他幸运还有，他和妻子的父母都退休了，保障和待遇还不错，他们没有赡养的经济负担，也没有孩子，“顾好自己就行”。2021年9月，他和妻子从通州搬去了妻子的老家成都。妻子是在黑蓝文学网认识的，也是一位写作者（胡安焉强调了两三遍，“她写得比我好”），夫妻俩目前在成都过着一种听来令人羡慕的生活，每天在家和图书馆读书写作。直到今年春天，胡安焉因为这本书的出版短暂从中脱离，忙碌现身于各种采访与录制中。

第一次以写作者而非打工人身份面向大众，前所未有的“过多的口语表达”让胡安焉有些紧张，一方面是性格，另一方面，他觉得缺少了对书面表达所能具有的深思熟虑的严谨性的把握，甚至担心会干扰到后续的写作。但他了解并理解，这些宣传是重要的，因为关乎他的收入、编辑的绩效，以及未来能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对这些，就像对所有突然降临的新状况一般，他仍在摸索之中，设法寻求其中的平衡。

来自另一个精神世界的安慰

另一个精神世界立面之于胡安焉的存在，不是天然的，而是源于一段特殊的经历。他喜欢漫画，23岁时，看到一本漫画杂志招收学徒，报名参加并被录取。他是同届学徒里年龄最大的，在漫画社待了半年多，最终并未成为一个漫画家，却在那里结识了一些个性鲜明的朋友，他们为这个青春期末尾的普通男孩打开了新的大门。后来，朋友约他到北京“流浪与创作”——这便是胡安焉第一次到北京，在通州和燕郊度过了一段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在他迄今的生涯中，这是最为别致的、离“生存”或“生计”最远的一段。

胡安焉溯想起来，正是这段经历给他播下了一颗种子，让他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可以在别处，可以以别种样态度过一生。此前，他只是一个乖顺迷茫的中专毕业生，无论是家庭还是他自己，都与文艺毫不沾边。初涉社会的种种不适令他惶恐，他担心自己无法像身边人那样自如地融入社会结构，而是永久停滞在边缘状态。漫画社的这些朋友比他年轻，心态却比他充实，听摇滚乐，愤世嫉俗，追求特立独行，把自我放逐于主流之外，他们让胡安焉接触到先锋的文艺生活，也让他意识到，世间有些人是主动追求“不融入”的。他自以为的不成熟之处，朋友们却认可是优良品质，认为他“有灵魂”。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胡安焉彼时的焦虑不安，也让他生出了前所未有的怀疑精神。尽管他始终未能成为像朋友们一样的人，后来依然回去打工、过世俗生活，但那种非凡的力量是种在心里了，在他一次次感受到现实挫败时，爆发出来。如他所说，“无论我在现实中过得怎样，在社会层面是不是被认同、看好，但我有另外一个世界、一个退路、一个去处，给我的人生一个支点，让我觉得生命没有虚度，是有价值的。”

尽管打工生涯中有许多沟坎，但其所积累的那些丰富深广的经验和地域阅历，是大多普通人一生难以触摸的，而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更是不竭的宝矿。不过在胡安焉看来，比起作为“素材”进入写作，这些经历首先直接作用在他自己身上，塑造了他，这是最主要的。“经历得越多，感受越多，整个人的心态、观念、精神状态都来自这些经验的触发和一点点敲打，它们让我变成这样一个人，从而影响我的写作。我今天的样子也不是说很好，也有性格、心理方面的缺陷，但它们全部在我身上。”至于写作本身而言，他中肯地认为，社会经历反倒不是必需的。“一个人的贫瘠或丰沃，并不建立在他的社会工作经历上，精神丰富有很多渠道。就像卡夫卡，一辈子在保险公司上班，但他的写作是富饶的。我不是有意识规划我的人生，而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就像一片树叶在水流中漂下去，仅此而已。但哪怕是这样，我也有我丰富的方面，比起别人，我并没有更糟糕，也没有更好，人生就是这样。”

话题每一转入写作与内心，胡安焉的本体都似从那个“社恐”外壳中自然剥落，微微激动，表达力惊人。对于新书的走红，他谦逊地表示，是“占了题材的便宜”。在“非虚构”殆尽之前，他最初、本质想写的是小说。现阶段他正在尝试写一部长篇小说，想法之前已推翻多次，目前有了较为成型的设想，是关于描述一种“生存与生活之间”的心态，以心理独白体进行，希望这一次能够成功。

书中的一个片段屡屡被媒体提及：他在上海打工时，有一次和文学论坛的朋友聚会，在餐厅里轮流朗读喜欢的作品。胡安焉读的是伍尔夫《普通读者》里的一篇短文，是伍尔夫读《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的读后感。皮尔金顿夫人在文学史默默无闻，一生都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却能够保持乐观的精神，“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胡安焉说，他第一次读这篇时感动得哭了，这个真实的文学故事给他莫大的安慰与鼓励。他虽不将自己与之相比，但他向那些“伟大的失意”（伍尔夫语）致敬。对于同样布满“失意”的往昔生涯，而今他已能更多待以风平浪静后的怀念与感激，因为，“怀着怨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原标题：在工作与自由之间 一个“打工人”兼写作者的世界）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张玉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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