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明代中期的学校藏书楼

法國学者杜赫德在《中华帝国全志》中提到，他的基督教传教士朋友寄一份报告回国，其中一则关于藏书楼的信息引起了杜赫德的注意，即“中国有大量的藏书楼，建筑宏伟，装饰精美，藏书丰富”。其中提及的藏书楼并不是中国早期储存书籍的固定场所，而是15世纪前后中国社会常见的大型藏书楼。中国历朝历代均有固定的储藏图书的处所，如春秋时期李耳（即老子）就担任过“守藏室之官”，但只有到了明代才能在各地看到容纳万卷之上的藏书楼[1]，如著名的宁波范氏天一阁、上海郁氏万卷楼等。

根据卜正民的研究，明代学校藏书楼建设和修复最活跃的时期是在15世纪60年代到16世纪40年代[2]，即明代中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现象就是学校藏书楼数量迅速增多，藏书楼成为明代中期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受明代中期官员追捧的藏书楼到底是怎样的建筑？对于这个问题，文章拟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讨论：一是学校藏书楼储藏的书籍种类；二是藏书楼的建造地点；三是藏书楼的形制；四是藏书楼的建造者；五是藏书楼的作用。

一、储藏的图书种类

明代中期学校藏书楼收藏两类书籍：一是官刻书籍，二是商业书籍。官刻书籍是为了稳固皇权统治而输出的文化性和物质性相结合的产品，其主要功能和目的就是对被统治者进行知识控制与思想束缚。这些书籍通常又会是传承已久的、令人敬仰的古代圣贤智慧的载体，只是这些载体还披着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定传递物的神秘面纱。总的来说，这些书籍表面上包含许多政治、文化和经济理论等重要的知识信息，但对于统治者而言，收藏它们也只是为了辅助和稳固自身的统治。

朱元璋希望官员们只阅读礼仪和法律条例，生员们只接受程朱学派的儒家思想，佛道僧徒只需理解佛道的基本典籍，普通人只学习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技术类知识。为了让这四类人可以读到这些书籍，朱元璋组织了大批的学术顾问为其编纂和出版相应书籍。例如，他为自己的子女编纂了《公子书》，为臣僚编纂了《大明令》，为全国的官办学校刻印并颁赐了四书五经，为普通民众编纂了《务农技艺商贾书》《大诰》《教民榜文》等。与其父一样，朱棣也曾将儒家经典和正统理学家的著作汇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印行天下；还曾为民众编纂了几种讲述道德教条的书籍，如《劝善书》《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

商业书籍出现在学校藏书楼之中，是因为部分官员认为官刻书籍无法满足生员的文化需求，所以有必要另外购置民间商人刻印的书籍，《湖广图经志书》中就有提到过“仅有圣朝颁降经籍，而子史俱阙”，故而“遣人购求于南雍，经史子集若干种”。这些书籍需要与官刻书籍进行区别，官刻书籍标注“颁降”，商业书籍标注“置”。

二、藏书楼兴建地点

官刻书籍一般由朝廷免费颁赐给地方学校，如府学、县学等，同时这也促进了官刻书籍的快速流通。这一说法在明朝中期各地县志中随处可见。比如，1574年，《慈利县志》就提到，1414年朝廷颁赐《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等书；1419年颁赐《为善阴骘》一书；1420年颁赐《孝顺事实》一书；1447年颁赐《五伦书》一书。这就说明大量官刻书籍的主要流向是地方政府管辖的学校。为了妥善保存这些书籍，地方政府只能选择在学校里兴建专门用于储藏书籍的建筑。这些书籍被地方官员视为皇帝赐的礼物，所以他们不计成本地兴建昂贵的藏书楼来安置书籍。据《杭州府志》记载，15世纪10年代，一名杭州官员就指出府学因为得到朝廷颁赐的三部大全而兴建了一座“尊经阁”。

当然，建造学校藏书楼的动机并不是单一的。管理学校图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编纂书目，有的管理者甚至将这些书目刻在石碑上，以便“传之于无穷”。虽然书目有助于详细了解和掌握学校的藏书，但对于书籍的保存毫无作用。明代中期，图书的储藏方式是将书籍存放在书橱，但书橱的材质容易导致书籍受潮。因此，学校的管理者提出，为了更长久地保存书籍，学校应该提供一个专门用于储存书籍的场所。据《彰德府志》《交城县志》记载，人们尝试了建造藏经库，在现有建筑上加盖小楼，最后都因不方便利用图书而遭弃用。另外，由于学校收集的图书日益增多，管理者不得不选择较为昂贵的解决方案，即建造专门的藏书楼。

三、藏书楼的形制

关于藏书楼的形制，查阅明代中期的史籍可以发现，明代的藏书楼并没有固定的形制。通常而言，学校的藏书楼建在“明伦堂”之后，如同佛寺中的藏经阁建于大殿之后。有些学校的藏书楼较小，有些则较大，甚至与学校的“明伦堂”等主要建筑一样宏伟。但是宏伟的藏书楼并一定意味着其藏书丰富，也可能是因为人们觉得作为贮藏圣贤之言的场所就应该高大，还有可能是因为楼中藏有颁赐图书，所以有必要让其气势恢宏。因此，藏书楼的规模与藏书数量并没有形成正比。另外，学校的藏书楼通常还是某一地区重要的景观建筑，比如，重建于1440年且更名为“尊经阁”的松江府学藏书楼，就是一座依山傍水的方形高塔。这意味着“尊经阁”的功用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它不仅可以供人查阅图书，还可以供人登高望远，欣赏美景。

既然藏书楼由府学、县学等公共事业单位建设，属于公共建筑，那么藏书楼的建设成本是如何预算的呢？就所能检索到的明代中期的史料来看，很难得知一座藏书楼确切的建设成本，但可以从佛寺兴建藏经阁的成本来推算学校建造藏书楼的成本。据《南昌府志》记载，有一名为道安的僧人在1573年用募集的一千两白银建造了一座藏经阁。以当时的物价计算，一千两白银对于修建大型的两层结构的建筑来说的确不多，甚至远远不够。因为楼体建设和装饰只是藏书楼建设工程的一部分，而更为重要的部分就是购书和管理。据《松江府志》记载，1440年重建之后的“尊经阁”就面临过急需购置书籍来充实藏书楼的窘迫局面。这件事甚至还惊动了知府，并最终促使知府捐购书籍，以补书楼之缺，令其合乎书楼规制。

四、藏书楼的建设者

从史料来看，明代中期的藏书楼几乎都是由地方官员创建或修复的。地方官员通常会动员当地富人捐助一部分钱财，这样也能巩固乡绅的地方势力和提高他们在当地的声誉。比如，1440年，松江知府就曾发动当地士绅捐赠，重修“尊经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牵头行动通常只能由当地官员来做，很少由某位地方士紳单独挑头来发动修建或重修藏书楼的工程。按理说，修建藏书楼对提升当地文教水平和知识水平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就显得当地乡绅极少牵头修建藏书楼的行为较为古怪。但我们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那就是府学或县学皆属国家的文教系统，直接由地方政府管理与控制，并且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极有可能不需要过多的民间资金。为了更加了解地方乡绅缺乏修建学校藏书楼兴趣的原因，我们不妨引入一个反例。

1469年，著名学者丘濬（1420—1495）回海南丁忧守节，发现琼州府管辖十县，却仅有一县拥有藏书楼。故此，1472年，他决定在琼州府学为海南生员建造一座藏书楼，由于当地天气潮湿，藏书楼多由石块所筑，所以也称“石室”。建成后，丘濬极度兴奋，号称“人处石室之内，便有周乎万里之势”，石室之书便是“一处之狭而可以通四海之广”的工具。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丘濬并非当地现任官员，而是一名本土的士绅。对于明代藏书楼建设的惯例而言，由身为士绅的丘濬来组建藏书楼却属例外。在史料记载中，由乡绅修建藏书楼的事例确实少见。这种现象却与乡绅频现于其他的地方建设工程形成强烈的对比。比如，16世纪50年代以来，地方乡绅经常向诸如寺院之类的公共机构捐赠，这被视为一种集体的责任担当，并由此相互联系，从而使自身的地方社会精英身份得到确认。藏书楼的建造者通常是地方官员或者隶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的外围人员，而不是地方势力。这就意味着对藏书楼的捐建被视为处于国家的权力范围之内，而不是在地方的权力范围之内。由此可见，像丘濬那般领头捐建藏书楼的行为仅是乡绅个人在官僚体制内的努力，并不能被视为一个地方精英的行为。这也可以说明，丘濬捐建藏书楼的动机仅仅是基于同情海南生员，而不是要借此表示他与其他地方乡绅存在共同的利益关系。

虽然存在由个人主导捐建藏书楼的少数案例，但是大量的史料显示，明代学校藏书楼的主要建设者依然是（当地）官府。为什么地方官员愿意兴建藏书楼呢？首先，地方官员对颁赐之书负有监护之责，因为这些书籍被视为一种国家财产。其次，地方官员要负责当地教育，所以希望利用建设藏书楼来提升当地生员通过科举考试的概率。再次，地方官员感受到了其他机构带来的竞争压力，如寺院的藏经阁、书院的藏书楼等。

五、藏书楼的作用

对于为什么要建造藏书楼，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从捐建者所撰写的藏书楼记文中可以察觉到，藏书楼的出现与明代中期复古主义思潮之间存在关联。据《松江府志》记载，1484年，一名记文作者就通过强化藏书的神圣性来确认藏书楼的价值。他认为，这些书籍多属儒家经典，地位特殊，应当尊崇，修建藏书楼是一件正确的且值得敬重的事，并且由此来培育生员“尊敬”的情感。《泉州府志》中有提到，倘若生员不“尊敬”儒家经典，也就无法真正理解经典。对于在这些记文中透露的复古主义倾向，明代著名学者罗洪先却有不同的思考。他认为经籍只是用于传授古代知识的工具，而不是关于古代全部知识的文献，因此可以“尊经”，但不需要“复古”。“尊经”主要是为了保护经籍，而不是因为这些经籍象征着通往“道”的既定的、唯一的途径。《吉安府志》提到，保护经籍的原因在于人们不得不依赖经籍来理解古代教义。因此，罗洪先认为，藏书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保护蕴含古代知识和教义的经籍，而非其他。

对于许多儒者而言，“道”是神圣的，“达道”才是关键，而书籍仅是“道”的载体之一，“尊经”也只是“达道”的途径之一，虽然“尊经”很重要，但通达大道的方式却很开放。《襄城县志》有载，在儒者的语言中，这种开放的“达道”过程被称为“教化”，即一种知识扩充和交流的开放性进程。科举在明代中期社会的地位日趋重要，使得“尊经”式的经院主义大行其道，直接冲击儒家教化民众的经世理想。由此也就暴露出“尊经”与“教化”之间的矛盾，并使得一些地方志的编纂者感到为难。他们需要思考学校藏书目录是列入地方志的“书籍目录”栏，还是列入学校的“财产目录”栏。如果是前者，那么藏书楼的书籍就成了“教化”范围之内的知识；若为后者，藏书楼的书籍就落入“尊敬”范围之内的经典，而非知识。（万雷）

参考文献

[1]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加]卜正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M].陈时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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