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是件易事。顺治朝十八年，力图恢复封建经济，到顺治十七年五月，即世祖去世前半年，户部奏报：“国赋不足，民生困苦”，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皆由兵马日增之故”。战争仍然是经济恢复的最大障碍。而经济的困难已使清朝统治集团惶恐不安。
以顺治十七年六月为例，自春至夏一直干旱无雨，世祖不得不向上苍“祷雨”，他在“祝文”中写道，因雨不足，他“昼夜忧惧，不敢宁处”。他所“忧惧”的是，干旱而使“田苗枯榜，必将发生“饥馑”，百姓动乱，势必动摇清朝初建的统治。经济困难引起世祖内心的恐慌，溢于言表。经济困难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战争遭到失败更为深刻！
圣祖即位初，国家经济与财政状况尚未根本好转。“钱系军国急需”，但各省“拖欠甚多”，征收上来的“甚少”。除了各地方官玩忽职守，或有侵挪等原因，主要还是民穷，难以完成应缴的钱粮。
还有些地方，经战争破坏，经济尚无恢复的迹象。就拿辽东地区来说，清入主中原18年后，这里还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侍。”在靠近边海地带，“黄沙满目，一望荒凉”；辽河以东，原属经济发达地区，“城堡虽多，皆成荒土”，如盖州、凤凰城、金州等地，不过数百人，而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这一幅凄凉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表明经过明清战争后，残破如故，没有得到一点改善。
在封建社会，“国之大计在农”，而农业之好坏，又取决于雨水是否得宜。自顺治以来，特别是中期以后，水旱频生，农业连年歉收。对农业关系最重的是黄河，从顺治元年夏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清廷征发民夫堵塞，却是屡塞屡决，黄河改道，到处冲决，数以万计百姓的生命及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清廷虽尽力镯娠，却无法满足需要。黄河泛滥，陕及准河，而与之相联的大运河也同时被冲，遂使“运道中梗”，南北交通断绝，南方钱粮不能北运，国家财政大受其害。
几个世纪以来，南方经济成为北方的依靠，所谓“天下财富莫盛于东南，亦莫竭于东南”。到清代，这一经济格局仍没有打破。由于黄河、淮河的水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上的漕运受阻，农业的主要生产地区中原和江南广受其害，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影响到清政权的稳定。
圣祖已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亲政后，就把三藩的政治问题与河务、漕运的经济问题列为他首先解决的三件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尽全力加以解决。他把治黄与漕运提到治国、安定天下、巩固政权的高度来认识。治河即治国，道理即在于此。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河。从开天辟地，它就像一位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最终凝聚成强大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以博大的胸怀，汲取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历经千百年的积淀，汇成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向着四方，向着世界辐射，发出灿烂的光芒。中国历代王朝皆仰赖它的滋补，不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新篇章。
不容否认，黄河又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它带来的祸患，不知给历代造成多少灾难！它在上游地带，流经崇山峻岭之间，不能为大患。但一出龙门，至河南荥阳以东，地势平衍，水势顿减，流速缓慢，从西北黄土高原裹挟而来的大量泥沙，沉积下来，河床积高，甚至高出地面，如河悬在天上！每当夏秋雨季，河水溢出，冲决堤岸，淹没大量农田，城乡两岸人的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害。
历代为治理水患，前仆后继，已出了艰巨的努力，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得到彻底根治。先人治河的基本方法，就是加高增厚堤坝，堵塞决口，对于泥沙的淤积，则无能为力！黄河如一匹难驭的野马，随时奔流，数改变河道。到北宋熙宁年间，一次大水，使黄河改道，经江苏淮安府，与淮河汇流入海。
在黄、淮汇流处，又与运河相接。运河是隋炀帝下令开凿的人工水道，自北京至杭州，长达两千多里，成为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隋以后，南方经济已超过北方，成了历代的财富之区。建都于北方的唐、宋、元及明、清历朝，京师所需都依赖南方的供应。运河一变而为隋以后各朝的生命线，把运河上的运输称为“漕运”。
运河与黄、准相连，也深受其水患之害。黄河东西流向，运河南北贯通，所以两河必然相交，不能回避，不能绕开，这样则可利用黄河的一段，作为运河的运道。问题是，黄河发大水，不仅倒灌入准河，使之泛滥成灾，而且又倒灌入运河，将其堤防冲坏，还把泥沙带人运河，致使河身变浅，不能行船，运输中断。
北宋建都于开封，元、明、清三代皆建都于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取自南方，黄河的运输已失去重要意义，而运河则成为他们的命脉。以明代为例，至成化八年，每年从南方漕运40万石粮食供应京师，自此以后，即以此数为定额。清初，到康熙五年，“国家每年挽运七省漕粮四百万石”，运至京师。此后，长期保持400万石的数额。
如果漕运中断，京师百官及军民的生活，就难以为继，陷人饥荒。所以，黄河与运河息息相关，治黄就是保障漕运畅通。如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工部：“漕运关系国用，河道理宜严肃。”次年正月，他对河道总督朱之锡说：“运河关系国家清粮，同时，也关系民生。治黄保运，实系国家治乱，不能不列为治国的一件头等大事。”
自明末崇祯以来，迄至康熙初年，将近五十年间，黄河频频泛滥成灾，为害日益严重。《清史稿》认为，黄河大患始于李自成率大军围汴梁，决黄河水灌城。考之历史，李自成决河灌城，时在明祟祯十五年九月，正值秋雨连绵，黄河水旺。开封在黄河南十里。李自成久攻开封不下，即挥军决开黄河大堤，汹涌的河水，“势如山岳”，咆哮奔入开封，从北门入，穿城东南门而出，流入涡水，水骤涨二丈，士民淹死达数十万！一座繁华的大城完全淹没于一片汪洋之中，仅有数处城堞时隐时现。
黄河旧道“清浅不盈尺”，难容滔滔洪水，河水便四处奔溢，将归德城断隔在黄河以北，邳州、亳州以下皆被淹没。这次决黄河灌城，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连年战乱，黄河堤坝失修，自此以后，黄河“屡塞屡决”。
入清后，自顺治元年夏，黄河又回到李自成决堤前的故道，由开封北，蜿蜒东流，经安徽、江苏等省，与淮河汇，历云梯关人海。同年秋，在温县决口；顺治二年夏，考城、王家园决口；七月，又决流通集，洪水涌入运河，运道淤塞三年，流通集堵塞，黄河下流，势湍激，由汶上决入蜀山湖：五年，决兰阳。
顺治之世十八年中，黄河几乎无年不决口！清廷穷于应付，防不胜防。统一战争正在加紧进行中，清廷实在拿不出经费，也难以调发流散的百姓，无力大治大修，不过是哪里决口，就在哪里整修一下而已，故水患无穷无尽。清廷屡经讨论，建议不少，却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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