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在职校。”

周宁还记得,刚入学的几个月,他经常天没亮就醒了。睁开眼,巨大的落差感席卷而来,提醒他正身处一所职业学校。许多人认为这里是“差生”才会来的地方。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地位。但现实中,把“分流”看作“筛选”,将“分类”视为“分层”的观念依旧存在,受其影响的不乏职校生本身。

难以撕掉的“差生”标签背后,有与名校失之交臂的遗憾,有早早步入社会的成熟,有靠技能吃饭的满足,也有继续升学路上的迷茫。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招生650.69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40.71%,高等职业院校(含职业本科)招生规模连续4年超过普通本科。

这个春天会是职校生的“春天”吗?

分流:哪些孩子读职校?

什么样的孩子会上职校?一个刻板的回答是:没考上高中、大学。随之而来的通常还有“差生”的标签。

周宁不认为自己是“差生”。他来自黑龙江的一个县城,父亲从小对他严格教育。高考前,周宁一直“很顺”: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保送到当地的重点高中,在高中获得了去武汉一所“211”大学集训的机会。

专业成绩和文化成绩都达线,周宁就能被这所大学定向录取。家人和教练都认为他有能力、够努力,能顺利考上。专业成绩公布那天,他和父母去了乡下爷爷家吃饭。路上,母亲已经开始盘算,过几天要去省城买几条新裙子,“等我大儿子考上大学,办升学宴穿。”

正当爷爷奶奶讨论武汉天气有多热,周宁看到了教练发来的消息。“他说‘很遗憾’。我一开始还有点懵,给他发了个问号,然后脑子‘啪’一下,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他一个人冲进稻田,大哭。

差0.93分。周宁认为自己努力了,甚至可以说已经尽力了,身边人都很清楚,这才是最难受的。第二年,他换了另一所学校,再次全身心投入训练,结果还是差了0.12分,最终只能以高考成绩填报志愿,上了北京一所职业学校。

进入同一所职校,有人出于更主动的选择。刘一乐是周宁现在的同学,高考分数过了本科线,足够投档到山西老家的本科院校,但他一心想去北京。

“也是机缘巧合。”高中时,刘一乐在北京认识了一家知名上市公司的副总裁。两人互通信件,对方耐心解答了刘一乐对未来的许多困惑,还表示欢迎他来北京,加入他所在的企业。“这成了我决策的百分百动力。”刘一乐说,填报这所职业学校,就是因为它和那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对于“为什么上职校”的问题,还有很多刻板印象之外的回答:有人初二大病一场,住院几个月,成绩大跌,进了中职;还有人因为非本地户籍,同样的分数,别人能上普高,她上了技校。当然,也有孩子坦诚地说,自控力不强,“玩嗨了。”

偏见:在职校就是“混”?

“比较水,比较乱。”入学前,张鑫对职校的印象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念的是宁夏一所高职院校的“3+2”——中职3年,高职2年,毕业拿专科文凭。初中成绩处于中上游,张鑫说他属于“玩嗨了”的类型,“疫情期间在家上网课,自制力不行。”

“分流”之后,张鑫觉得和上了普通高中的同学不再是“一路人”。从亲戚们的言辞中,他感觉自己“比别人低一些”。

“确实有部分学生没有兴趣学习,只想混个毕业证。”张鑫的老师李川教过的高职生里,有从中职升学的,也有从普高考来的。在他看来,职校生有自己的特点:相对而言,部分孩子学习耐性确实有所欠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没有那么快,但他们思维活跃,有表现欲,动手能力更强。

实训课上的职校生。人民网记者 黄钰摄

“我带的学生里,创业比较成功的几个都是中职上来的。”李川说,“他们如果能扎实接受打磨,往往更清楚自己缺什么,从而进行规划。”

高职二年级的赵力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中职的专业是餐饮服务,抱着“就业调查”的心态,他进过餐厅,去过工地,也当过收银员。赵力发现,以中职阶段的专业技能和学历水平,能找到的工作都不太理想。“做餐饮实在太累。在工地,十七八岁,没有经验,体力也跟不上,只能做每天一两百元的小工,至少要干两年学徒才能做大工。”

“我中职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是上流水线或者打零工。”赵力明确了要念高职、换专业的想法。他还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动漫专业,在县城老家几乎没有相关的工作机会。权衡兴趣和就业形势,进入高职之后,赵力改选了信息技术专业。

对张鑫而言,改变发生在拿到中级电焊证和电工证的时候,也发生在他在城市绿化队兼职赚到生活费的时候。现在,他觉得自己比普高的同学更“社会”。这种社会感并不是有的人眼里,中职学生成天抽烟、喝酒、打架那种“混社会”,而是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的成熟。“已经有上了普高的同学向我咨询我们学校了,说不定以后又会走到一起。”

进厂:好的实习是怎样的?

李奕再也不想进厂了。毕业临近,没有人再提起去年戛然而止的实习,那些曾经与毕业挂钩、“非吃不可的苦”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实习是职校教学的重要环节。去年2月,在湖北一所中职学校念农艺专业的李奕被安排去了一家电子厂实习,吃住都在厂里。

刚上岗就遇到了夜班。晚上7点半,李奕穿好无尘服,戴上手套、指套,打卡上班。流水线上,一块手机屏被传送到面前,他把这件半成品拿到一米来宽的工作台,单手操作机械臂吸附住屏幕,让它与一片硬币大小的泡棉在指定部位贴合,整个过程不超过10秒。这道“泡棉贴附”工序完成后,手机屏被放回传送带,去往下一站。

凌晨3点左右是最难熬的时候。李奕感觉眼皮像灌了铅,五脏六腑都在往下坠,身体却轻飘飘的,使不上劲。但他不能松懈,贴合误差超过0.03厘米的产品会被定为“不良”,漏贴更是会影响后面全部的工序。虽然可以先把来不及操作的产品放在一边,但堆积和“不良”多了,难免被组长责骂。

早上7点44分,打卡下班,产量5400件。这意味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李奕一个班次至少重复了5400次。李奕记得,同年级还有一批护理专业的学生被送去另一家电子厂。

李奕上(左)下(右)班打卡记录。受访者供图

“这是正常的吗?”李奕不知道这样的实习有什么意义。他甚至到现在都不清楚,当时做的“泡棉贴附”在手机里到底起什么作用。他曾向老师和业务主管提出异议,得到的回复总是“坚持、吃苦耐劳”。

2022年初,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修订后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提出1个“严禁”、27个“不得”,为实习管理划出了底线和红线。

同样是“进厂”,毕业于深圳一所技校的陈晟体验则完全不同。实习前,学校与合作企业组织了一场双选会。学电气自动化的陈晟认为新能源是一片蓝海,选择了一家主营新能源汽车换电技术研发和使用的公司。从在设备工厂看电路图、组装主控柜,到去换电站现场维护,他用不到6年的时间完成了实习、留用和晋升,成为了一名管理人员。

提升:多高的学历才够用?

春季,各地职教高考和专升本考试陆续展开。李奕说,他的同学几乎都报名参加了职教高考。

教育部2022年2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提出,推进中职学校多样化发展,从“以就业为导向”转为“就业与升学并重”。根据教育部数据,2022年,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专科)和本科继续学习。河南一所中职学校的老师告诉记者,他带的学生升学率大约在70%。

在高职阶段,一些职校老师对于近几年专升本热潮的感受也很明显。今年3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发言人表示,高职毕业生在保持高就业率的同时,现在每年也有接近1/5的学生实现升学深造。

一位执教近10年的高职老师回忆,大概从2018级(2021年毕业)开始,向她咨询专升本信息的学生明显增多。也是从那时起,学校开始对专升本进行统一宣传、统一规划、统一报名。“以前都是要自己去打听,自己报名。”

背后是社会因素和个人选择的交织。考虑到家庭负担,杨婉本来不打算专升本。教育部2022年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职业学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

杨婉的父母靠种苹果树供她和两个弟弟念书。专科期间,助学贷款和兼职收入基本可以覆盖她在公办学校的学杂费。如果专升本,由于专业等方面的限制,她能选择的只有每年学费相对较高的民办本科,“压力太大了。”

“当时专升本成绩通过了,工作也找好了,在一所中职学校的团委做行政,就是二选一。”杨婉说,她想到,自己获得的并不是有编制的岗位,“随时可以把你换掉,有编制的(岗位)至少要本科学历。”

杨婉还是选择了继续提升学历,后来还考过了一所“211”大学的函授本科。她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学历越高,选择空间越大,上升渠道也更宽。”

专升本到同一所学校的贺帅打算考研。他想考去江浙地区,学习走在第一梯队的电商知识,把家里的调料批发生意做大。

还有一些工科类的学生,掌握了技术,并不担心找不到工作,但大部分人都想继续提升学历。在他们的讲述中,“门槛”“敲门砖”这类词汇被反复提起。

2021年10月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

张鑫所在的学校正在申请由职业专科转设为职业本科。未来或许可以直接拿到本科文凭,他在喜悦之余也有一些担忧。“它(职业本科)以后会不会又成了比大专好一点、比普通本科差一点的东西呢?”

(文中周宁、刘一乐、张鑫、李川、赵力、李奕、陈晟、杨婉和贺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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